三中全会后首份金改方案落户滇桂 战略路径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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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首份区域金改方案，《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方案”)经国务院同意，并由央行联合十部委于11月20日正式印发。
　　在此之前，洛阳不锈钢管地方金融改革“偏袒”东部沿海地区，如温州、珠三角、泉州、义乌等地，而此次西部沿边地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获批，意味着国家在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有着新的战略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不锈钢管这也是首份跨省的区域金改方案，涵盖范围要大于此前的珠三角地区。
　　战略意义更浓厚 金融创新亮点多
　　“对于金融相对落后的云南和广西而言，此次金融改革的政治及战略意义更为浓厚。”一位来自云南的分析人士对上证报记者说，上月初，洛阳不锈钢管李克强总理出访东盟多国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多年来对钢铁业产能过剩进行调控的实际效应偏离预期，出现产能越淘汰越高的现象。
　　记者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了解到，目前国家淘汰钢铁产能的衡量标准主要是产能和规模。根据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九大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钢铁行业须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电炉。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把“装备大型化”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企业为了跨过门槛得以生存，纷纷“汰小上大”，钢铁产能不减反增。
　　2009年，为应对经济危机，我国出台了包括钢铁在内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政策鼓励企业发展高端钢材产品，企业钢铁产品向高端化、终端化、专业化迈进。随即，钢铁业又出现了“汰低端上高端”的趋势。
　　在部分业内人士和行业专家看来，行政审批式钢铁产能调控政策已经显现弊端，没有遏制住钢铁业产能迅猛扩张。
　　一个钢铁企业老板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抱怨说，试想政府组织一帮专家、官员、行业协会人员等，千辛万苦拟定出哪些是要鼓励的品种，哪些是要限制的品种，且从政策的起草至最终定稿花很长时间，等到成文对外发布时外围的环境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曾经鼓励的品种可能已经过剩，而限制的品种可能会成为鼓励的。另一些钢铁企业老板指出，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无论是在压产时，还是在公布市场行情时，过多地强调了产能，而缺少钢铁品种的供需数据分析，造成市场信号失灵，投资盲目。
　　有专家表示，过去是“汰小上大”，现在是“汰低端上高端”，如果国家不严格控制新产能的投资项目，下阶段我国的高端钢材市场或将重演无序竞争老路。
　　新建产能一味求“大”
　　刘效良指出，钢铁行业长期以来实施的“核准制”政策，片面追求大型化，大高炉、大转炉、大板卷轧机超常发展，而单纯提高“板管比”，使大型国有钢铁企业90%新建产能“被板材化”。
　　接受采访的一些钢铁企业老板表示，近些年，政府部门在投资方向指引上，一直把“装备大型化”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好像只要上了高端产品设备就万事大吉了。引导企业把高炉、转炉越建越大，同时盲目与发达国家比“板管比”。于是，大型企业争相上板材生产线而放弃长材生产线，造成板材产能过剩程度远远高于长材。
　　“板管比”是板材和管材等所谓的钢铁高端产品占全部钢材产量的比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供数据显示，我国钢材市场板管比为30%多，发达国家板管比已超过50%。
　　一些钢铁企业负责人说，地方政府学习发达国家片面追求“板管比”，企业投资离不开政府和金融部门支持，很难逆着潮流干。但由于钢铁下游产业如装备制造业等总体发展还未升级到这个程度，高端品种需求还没那么旺，有些投资显得很盲目。随着大量热轧、冷轧机的重复建设，板材出现了严重过剩。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来到河北省一家主要生产中厚板的民营钢铁企业时，负责人刘老板正在为日渐减少的订单发愁。以前生产长材时，日子还勉强过得去，近几年不断提升产品档次，趁机杀入高端钢材生产领域，没想到竞争更加激烈，现在每年亏损几个亿。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们准备再上一个镀锌板的生产线，因为现在传统的低端项目贷不到款，银行也鼓励上高端项目。
　　对此，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近日举行的中国钢铁技术经济高端论坛上表示，钢铁行业的低迷期还要持续5年左右，行业“冬天”才刚刚开始，不应将高炉和电炉容积、钢材品种、企业规模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
　　高端投资热潮方兴未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认为，尽管我国目前钢铁需求增长率明显下降，但还未出现负增长，产量峰值还未到来，估计这个拐点和峰值为期不远，预计在“十三五”期间。
　　“钢铁产能过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病态’，需要及时对症下药加以医治。”记者在调研时，听到一些业内专家打出这样的比喻。“病情”分轻度、中度和重度，钢铁产能“过剩程度”几何?业界说法不一。
　　按照业内的说法，75%至80%之间的产能利用率为轻度产能过剩，70%至75%之间为中度产能过剩，而低于70%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到2012年底，国内炼钢产能约9.76亿吨。在近日举行的中国钢铁技术经济高端论坛上，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说，据预测到“十二五”末，我国钢材需求量将达到6.8亿至7.12亿吨，折合粗钢需求量为7.16亿至7.50亿吨。从现状来看，钢铁企业的扩张冲动还在持续，2013年已开工项目510个，如果上述在建、设计、规划项目全部投产，我国炼钢能力将达到10.2亿吨，产能过剩问题堪忧。
　　一位钢铁企业老板认为，计算产能利用率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产能基数，现在业界是存在好几个版本的，真实产能几乎是一个迷。钢铁项目审批就如计划生育，老大是获得准生证的，而老二、老三却是“私生子”，到现在他们也长大成人了。业界盛传，未批先建的“黑户”太多了，全国仅有40%的钢铁产能获批了，另外60%的产能却是未批先建的，这些产能数字会不会漏统?这位钢铁老板的判断是，钢铁产能过剩目前极有可能已经处在中度过剩和重度过剩之间，需要高度警惕。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通过对产能利用率与产能过剩之间关系的分析，现在的钢铁业产能利用率在70%至80%之间，所以可以确定为钢铁产能过剩在轻度和中度之间。
　　徐乐江则在一次公开场合提出，在2006年前中国就不存在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包括高端产能在内，钢铁行业现在处于轻度过剩状态。“不要过度妖魔化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徐乐江认为，适度的产能过剩有利于行业的充分竞争，对需求方来说是有利的。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竞争，但要避免恶性竞争。目前出现的所谓高端产能过剩实际是产量的短暂过剩，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钢铁与下游产业发展周期不同步的必然现象。
　　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唐钢公司董事长于勇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钢铁的刚性需求，中国钢铁业完成了规模扩张、装备升级、产品档次提升等原始积累过程。任何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都要经历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4个时期，成熟期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产能过剩，目前钢铁行业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跳出高端产能“过剩程度”之争，钢铁业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高端钢材领域还将迎来更多的挑战，眼下这股高端产能投资热潮不过刚刚开始，未来投资力度或不降反升。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高端钢材领域的挑战主要来源于此前生产低端钢材的大量钢厂。随着低端钢材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大量淘汰技术实力较低的钢厂，这些钢厂不断加大对生产技术研发投入，趁机杀入高端钢材生产领域，是迟早的事情。在此压力下，中国的钢铁行业在未来投资力度或许会不降反升。
　　市场和政府角色定位亟待厘清
　　针对钢铁业近期出现的“高端产能过剩”现象，一些专家认为，厘清市场和政府在解决钢铁产能过剩中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
　　执法不严或选择性执法是目前淘汰落后产能的最大障碍。防止“高端产品过剩”，避免重蹈低端产能过剩的覆辙，政府之手也不是没有作为。如一部分的钢厂在投资新产能中，存在着不等审核通过，先斩后奏等乱象，国家如何有效遏制这一系列有违统一规划布局的现象，对后期钢铁行业生存至关重要。
　　河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薛志敏认为，要建立科学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设计有效的退出机制。钢铁产能调控应该将环评标准与税收相结合，使得不符合能耗、环保标准的企业没有利润，地方政府没有税收。依据国家环保标准建立钢铁产能绿色认证评级和市场准入制度，在严格监管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指标的基础上，根据排放的高低试点开征梯级环境税。可考虑将环境税全部列为省级财政收入，强化省级政府淘汰落后产能的主体作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葛察忠说，有必要建立“钢铁产业调节基金”，专项奖励优势钢铁企业环保、技改投入。在这之前，建议国家加快建设钢铁企业环保监测网络，为开征环境税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一位专家认为，建立并完善钢铁资本退出的交易平台也十分重要。资本的自由进入必须要与资本的自由退出相对应。我国亟待建立适合大宗交易的第三方平台进行钢铁产权交易，方便钢铁资本退出钢铁行业。长期以来，我国钢铁行业的并购重组多是在行政主导下实现的，这种兼并重组绝大多数是增量重组，谋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即使是重组过程中淘汰了部分落后产能也会被更多的新增产能所覆盖。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钢铁企业进行市场化的减量重组，对钢铁企业在兼并重组过程中削减淘汰的落后产能可按吨位给予企业一定的补贴或一定年限内的税收减免。

　　因此，“这份金改方案的亮点在于人民币跨境结算、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开展双边及多边跨境保险业务合作等方面。”
　　方案重点阐述了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方面的内容。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同时，拓展人民币回流机制。
　　此外，研究将人民币与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许兑换业务范围扩大到贸易、资本项下及提高相应兑换额度;扩大与东盟和南亚国家本币互换规模，完善货币互换机制;探索东盟和南亚国家与试验区开展人民币双向贷款试点;适时推动人民币与周边国家货币的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研究开展贸易、投资和服务领域人民币购售业务;鼓励东盟和南亚国家财团或法人以人民币购买试验区企业股权;研究将东盟金融机构纳入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试点范围，探索境外人民币以贷款方式投资试验区重要产业项目等。
　　分析人士称，国家选择在沿边地区实验金融改革，扩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战略部署。在总体思路上，方案表示，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增强人民币在东盟和南亚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区域化开始，是一个可行和可探索的路径。”该人士说。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金改方案主要从汇差和利差两个方面产生利好，”云南当地一家大型企业的财务主管对上海证券报记者分析道。一方面，境外的贷款利率通常较国内低，国家在沿边地区的金融开放，有助于当地企业可以从境外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人民币业务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以及货币互换机制，不仅减去了必须通过美元汇兑结算的成本，同时也过滤掉了汇率波动的风险，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财务成本，提高了贸易的便利性。
　　个人境外直投试点或扩大
　　在保险业创新方面，方案提出，大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和南亚国家在机动车辆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工程保险、旅游保险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支持保险资金参与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海外投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等项目的支持。研究开展边境贸易出口业务和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承保试点等。
　　另外，方案称“适时推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意味着，滇、桂两省也将成为个人境外直投试点的热点地区。
　　根据方案，此次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范围包括云南的昆明市、文山州、红河州、保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普洱市、怒江州、德宏州，广西的南宁市、钦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百色市、崇左市，区域面积31.77万平方公里，人口4419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