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

改革开放之初快速发展的条件随着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已经不复存在

“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已经跨过了粗放经营、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了一个不创新、不深化改革就难以持续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之所以30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发展，洛阳不锈钢管是因为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即“穷”，“穷”的另一方面就是产业空间很大，从事什么产业都是新的，都可以发展经济。加之基数小，很容易快速发展。

第二，长期的封闭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外边的世界，特别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其他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就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知道了我们是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承接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跟在人家后边亦步亦趋地做就是最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

第三，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诞生了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这样的态势使世界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兴奋点，并因此使产业结构上升到了更高层次。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可以使我们大批量地承接外来产业转移，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四，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资源、环境压力不大，劳动力“红利”相当充分。

第五，改革开放从制度层面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创业的热情。

基于上述发展之初的条件，我们形成了明显粗放的速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方式的特点是：一是粗放经营，铺摊子，上项目，靠投资；二是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便宜，走低价格路线；三是招商引资，模仿，处于三门峡螺旋管产业链的低端；四是过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在这六个特征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动。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使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显代价和潜在代价都是难以估量的。此外，必须指出，低价格路线是低层次的竞争路线，是与更穷的国家竞争而不是与更富的国家竞争。

二、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

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做大，我们面临着做强的新的历史任务，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人们所讲的“新常态”。

“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自然放缓。这是基于以下的分析：

第一，真正的经济增长是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这是第一个长波；第二个长波是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时代。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也做了类似分析。他们的分析揭示了经济何以发展，即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成为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就当前情况来看，世界经济还没有出现可以担当引擎的新的经济增长兴奋点。

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是有一定规律的，即“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和既定的条件是协调的，是既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自然增长率”是阶段性的，是历史的。据此，随着快速发展的条件成为过去时，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速率，一个中速的增长速度。

第三，“新常态”面临的任务是为已经起飞的经济持续加油，使整个经济在做强的过程中展翅高飞。“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是货真价实的创新，是扎实有效的结构调整。

三、面对“新常态”的应有形态和政策设计

既然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应当以科学而冷静的态度直面现实：

第一，要从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结中挣脱出来，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确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要重塑经济增长的心理底线，认清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清楚地把握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新，焦作不锈钢板是调结构，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即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提升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水平结构，即平面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更不能迎合错误的速度情结而盲目刺激。必须明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就业，但这种就业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就业，而不应当是伪就业。

第二，在“新常态”下应当抓紧完成旨在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微观层面的事，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使然。要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相当多的宏观调控是顾此失彼、按了葫芦上来瓢，我们切不可过高估计了宏观调控的作用，更不能让宏观调控耽误了我们的改革。

第三，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激发大众的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是普遍大众创新的结果。他说，“繁荣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广泛实现自主创新的结果。”他强调，“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公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一个产业空间很大，跟到人家后边模仿着做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创新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例如平等进入、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淡化官本位；鼓励适当的冒险；包容各种创新伊始的“异端”；杜绝各种寻租的机会，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官商勾结的寻租。